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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北宋名相韩琦的妻子)_1659人推荐

1、北宋庆历新政主要内容是什么?结果怎样?

中国宋代仁宗庆历年间进行的改革。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宋仁宗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

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

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四年三月,更定科举法。

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五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失败的原因将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归于保守派的破坏和改革派的失误,似过于简单了一些。

因为,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分歧来解释改革的失败,有违历史真实。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名臣为相,执掌朝纲,决定对吏治进行整顿。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旗帜鲜明的提出整顿冗官,任用贤能。

三冗三费是改革所要打击的主要目标。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一改革在制度上所要作的主要变动,就是要改变赵匡胤恩养士大夫的祖制,向参与政治的广大知识分子开刀,打破他们的铁饭碗,所以,改革将要触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整个士-官僚层,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失败的必然关斑竹提及仁宗下诏取消新政是对下猛药进行改革产生了怀疑,其实,仁宗这样做是必然的,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还是因循守旧,以稳定为大局。

这里需要提一下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的恩养士大夫的国策。北宋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统治者却从五代历史汲取了消极教训,那就是武人跋扈于国家不利,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人为的制造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局面以维护其统治。实行更戍法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仁宗罢黜范仲淹的一个原因是范仲淹带过兵,有军事威信。

更主要的是朋党之议,仁宗也知道这是臣下在互相攻击,但范仲淹确实有些功高震主,而且,同整个士大夫阶层比起来,一个范仲淹再重要,也得忍痛割爱啊。所以,庆历新政失败是必然的,是北宋政府体制决定的。扼杀改革的是体制,而非所谓保守派。中国宋代仁宗庆历年间进行的改革。

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宋仁宗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

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

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四年三月,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

五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限制官僚子弟及亲友通过恩荫做官;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裁并州县,减轻徭役;严肃中央政令,取信于民。触犯了大多贵族利益,失败。中国宋代仁宗庆历年间进行的改革。

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宋仁宗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

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

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四年三月,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五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失败的原因将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归于保守派的破坏和改革派的失误,似过于简单了一些。因为,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分歧来解释改革的失败,有违历史真实。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名臣为相,执掌朝纲,决定对吏治进行整顿。

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旗帜鲜明的提出整顿冗官,任用贤能。三冗三费是改革所要打击的主要目标。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

这一改革在制度上所要作的主要变动,就是要改变赵匡胤恩养士大夫的祖制,向参与政治的广大知识分子开刀,打破他们的铁饭碗,所以,改革将要触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整个士-官僚层,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失败的必然关斑竹提及仁宗下诏取消新政是对下猛药进行改革产生了怀疑,其实,仁宗这样做是必然的,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还是因循守旧,以稳定为大局。这里需要提一下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的恩养士大夫的国策。

北宋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统治者却从五代历史汲取了消极教训,那就是武人跋扈于国家不利,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人为的制造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局面以维护其统治。实行更戍法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仁宗罢黜范仲淹的一个原因是范仲淹带过兵,有军事威信。

更主要的是朋党之议,仁宗也知道这是臣下在互相攻击,但范仲淹确实有些功高震主,而且,同整个士大夫阶层比起来,一个范仲淹再重要,也得忍痛割爱啊。所以,庆历新政失败是必然的,是北宋政府体制决定的。扼杀改革的是体制,而非所谓保守派。

富弼(北宋名相韩琦的妻子)_1659人推荐

2、古文翻译

劫盗张海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谕军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劳之。事闻,朝廷大怒,富弼议欲诛仲约。仲淹曰:“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反赂之,法在必诛;今高邮无兵与械,且小民之情,醵出财物而免于杀掠,必喜。戮之,非法意也。

”仁宗乃释之。弼愠曰:“方欲举法,而多方阻挠,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他日手滑,恐吾辈亦未可保。”弼不谓然。

及二人出按边,弼自河北还,及国门,不得入,未测朝廷意,比夜彷徨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译文】宋朝时强盗张海将大批人马快要到高邮了,知军(统理府州的军事长官)晁仲约预料无法抵御,就昭示当地富有的人,要他们捐出金钱、牛羊、酒菜去欢迎慰劳贼兵。事情传开以后,朝廷非常愤怒。

富弼提议处死晁仲约。范仲淹说:“郡县的兵力足以应战或防守,遭遇贼兵不抵御,反而去贿赂,在法理上知军必须处死;但是当时实际情况是高邮兵力不足,根本没有办法抵抗或者防守;而且百姓的常情,只要捐出金钱食物,可以避免杀戮抢劫,一定很高兴。这种情况下杀死知军不是立法的本意。”仁宗听后,接受范仲淹的意见,放过了知军。

富弼生气地说:“我们正要宏扬法令,你却多方阻挠,这样如何治理百姓?”范仲淹私下告诉他说:“本朝从祖宗开始,未曾轻易处死臣下,这是一种美德,怎么可以轻易地破坏呢?假如皇上做惯这种事,将来恐怕我们的性命也不可保了。”富弼颇不以为然。后来两人出巡边塞,富弼从河北回来,进不了国都的城门,又无法知道朝廷的心意,整夜彷徨于床边,感叹地说:“范六丈真是圣人啊!”。

富弼(北宋名相韩琦的妻子)_1659人推荐

3、在处理宋与契丹关系上,富弼有什么重要贡献?

富弼(1004~1083),字彦国,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是晏殊的女婿。仁宗时制科出身,任将作临丞,逐渐升直集贤院、开封府推官,知谏院。庆历二年(1042),升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曾与范仲淹一起推行“庆历新政”,但因怕流言中伤,主动请求安抚河北。

后来,富弼与文彦博同时拜相。英宗时,富弼为枢密使,封祁国公,又进封郑国公,因与王安石不和,出知河南,辞职后仍关心朝廷大事。富弼曾奉使几次出使契丹,在处理宋与契丹的关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彦博仁宗时,契丹在宋朝边境上驻扎军队,并派使臣萧英、刘六符到宋朝,请求割关南636f十县土地给契丹。

宋朝廷中无人愿意接见契丹使臣,这时吕夷简就举荐说富弼可以担当此任。在接见中,富弼与契丹使臣萧英开怀畅谈,萧英很高兴,就偷偷地将契丹主想要什么告诉了富弼,并对富弼说:“如果宋朝廷认为可以,就答应,如果认为不行,就可以另用别的办法搪塞过去”。富弼把这些话详细上报仁宗,仁宗只允许增加给契丹的岁币,并与契丹联姻。

后来,富弼奉旨出使契丹。在面见契丹主时,他询问契丹要求割关南土地的原因。契丹主说是因为宋朝违反两国约定,堵塞雁门关,增加堤防的蓄水量,修治护城壕,增加军队人数。

契丹还狂妄地说,“如果契丹请求割地不成功,就要举兵南下,攻打宋朝。”富弼也毫不示弱地回应说:“当初的澶渊之役,如果不是宋朝放过契丹军,那么契丹士兵就不会有活着回去的。现在宋朝有广阔的土地,数百万人的军队,并且朝廷法令严明,万众一心。如果契丹再要攻打宋朝,胜算的可能性很小,即便侥幸取胜,也会伤亡惨重。

还不如两国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宋朝每年送岁币给契丹。”契丹主听后,点头称是。富弼还向契丹主解释了宋朝堵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御元昊;修治护城壕,补充军队缺员等都属于国家的正常建设,没有违背两国约定。

第二天,契丹主邀请富弼一同打猎,又提及割地的事。富弼反复陈述说这样不行,又说:“契丹如果以得到关南土地为荣,那么宋朝一定会认为割让关南土地给契丹是一种耻辱,两国既然是友好国家,哪能让一国光荣,另一国受侮辱呢?”契丹主听后很受感动。等到富弼再一次出使契丹时,契丹主答应宋朝增加给契丹的岁币,不再提割地的事。

但宋朝向契丹送岁币必须说“献”或“纳”,富弼听后非常气愤,据理力争,坚决反对。尽管最终宋朝还是用了“纳”字,但富弼当时的做法还是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不辱使命。富弼几次出使契丹劝和,避免了战争的爆发,在维持宋与契丹友好关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富弼(北宋名相韩琦的妻子)_1659人推荐

4、宋仁宗庆历年间,以范仲淹和富弼等为首的“庆历新政”有什么作用?(积极和消积作用)

积极:使宋朝稍有好转;为王安石变法提供了基础;消极:失败了;浪费了时间精力;打击了宋仁宗及范仲淹和富弼;使保守派更加猖狂。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使保守派得势。1、积极作用庆历三年(1043年)底,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善恶。

他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枢密副使富弼平时对范仲淹十分尊敬,这时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一个又一个官员,不免有点担心,从旁劝止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器呀!”范仲淹听了,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围观着改革诏令,交口称赞。

2、消极作用: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

5、宋仁宗赵祯是个什么样的皇帝

宋仁宗赵祯(1010年5月12日-1063年4月30日),宋朝第四位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母亲是李宸妃,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封庆国公,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封寿春郡王,天禧元年(1017年)进中书令,二年(1018年)进封升王。九月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宋真宗驾崩,仁宗即帝位,时年13岁,1023年改元天圣。

1063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享年54岁。在位四十二年。其陵墓为永昭陵。

谥号: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史家把仁宗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一生没有太大的作为。但宋仁宗在位时期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和而不同”的庆历士风得以涵咏和张扬,宋仁宗与他的士大夫合作者们共建了和谐的人文社会,为北宋的“极盛”时代的到来。

做出了重要贡献。详细内容参见:赵祯(1010年5月12日—1063年4月30日),初名赵受益。宋朝第四位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宋真宗赵恒第六子,母为李宸妃。

早年历封庆国公、寿春郡王、升王,官中书令。天禧二年(1018年),被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乾兴元年(1022年),赵祯即位,时年十三岁。他在位初期,由章献明肃皇后刘氏垂帘听政,至明道二年(1033年)始亲政。

在位中期爆发第一次“宋夏战争”,经三年交战后,双方签订“庆历和议”。期间,辽朝趁机重兵压境,迫宋增输岁币,史称“重熙增币”。针对北宋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赵祯于庆历三年(1043年)任用范仲淹等开展“庆历新政”,但因反对势力庞大,改革旋即中止。嘉祐八年(1063年),赵祯崩逝,享年五十四岁。

在位四十二年,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谥号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庙号仁宗,葬于永昭陵。赵祯在位期间,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史》赞曰:“《传》曰:‘为人君,止于仁。

’帝诚无愧焉。”史家将其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他善书法,尤擅飞白书。有《御制集》一百卷。

《全宋诗》录有其诗。评价:正面宋仁宗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的人有很多。

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仁”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

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

”帝诚无愧焉。反面王夫之评论宋仁宗的“无定志”:“仁宗自明道二年刘后殂始亲政,讫乎帝崩,三十年,两府大臣四十余人。……其进也,不固进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终退也,俄而又进矣。

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计偶乖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翻译:据王夫之所论,在仁宗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彰明也)而姑退之,或一冲偶乘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

“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王夫之所说是切合实际的。

当时,臣僚们都知道仁宗这个脾气,所以蔡襄曾说他“宽仁少断’’。在庆历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仁宗:“朝廷增用谏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非难。三人忠诚则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说。

……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嘉佑四年(西元1059),这时距赵祯驾崩还有四年,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但是赵祯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了。翰林学士王珪等群臣给他写谥曰:“臣闻元精磅礴,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荐名曰天;至德汪洋,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谥于帝……维其历古圣贤之君,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又或至于代相袭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德以守成为宗,皆尊尊之大义也。

先帝尊谥,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曰仁宗。”“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

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

”帝诚无愧焉。他的群臣们这样歌颂“仁宗盛治”:“四十二年于兹,可谓海内大治矣。窃迹羲黄之前,敻乎莫索其详。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

”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

……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佑极矣。”天圣、景佑都是宋仁宗的年号。

即使目空无人的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卫径也称:“嘉佑之治”振古无及。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及其“盛治”的宋人太多太多,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

(1010—1063)四十二年不识兵革宋朝是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后,第二个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时期。其根源就在于太祖皇帝赵匡胤的重文抑武和宽宏大量。赵匡胤统一中国后,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了向文官治国的转变,未杀有功大臣。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赵匡胤制定了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宋朝不兴文字狱,对读书人比较宽容。到了宋仁宗赵祯继位,把这个传统弘扬到最大。

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他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开了“四书”的先河。有一次,出使北方的使者报告说高丽的贡物越来越少了,要求出兵。仁宗说:这只是国王的罪过。

现在出兵,国王不一定会被杀,反而要杀死无数百姓。所以最终置之不理。四川有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不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么·成都太守将他缚送京城,交给皇帝严加惩治。

可是仁宗却道:“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做做吧。就授其为司户参军。”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最后病死于汴京宫中福宁殿。

遗诏中说:由太子赵曙即位,进曹皇后为太后,丧礼必须从简。死时讣告送到敌对国家辽国,竟然“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号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可见赵祯真是无愧“仁”宗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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